茂恒商號系由原來經營滇緬貿易的春延記、茂延記兩家商號于1928年聯合組成。

春延記是騰沖小西鄉董官村人董愛廷、董元廷弟兄開設的，人稱“西董”，經商歷史悠久，清末即經營滇緬進出口貿易。茂延記是在騰沖城關四街人金紹和、王慕巖兩家在原“順昌茂”商號的基礎上，于民國初年，春延記也投入一部份資本組織成立的。其業務主要從昆明、四川采購生絲，運來騰沖，交春延記再運往緬甸銷售。茂延記在四川采購生絲，先是托寶源號（昆明人施正倫在成都設立的商號）在成都的簇橋絲市，照緬甸市場需要的規格做成仿絲，進行收購。之后，在四川宜賓自行設絲廠生產。茂延記具有熟悉川、滇市場的特點，春延記具有熟悉緬甸市場的特點，加上兩家商號在經濟上又有密切的聯系，為求進一步擴張業務，聚集資金、人力，賺取更多利潤，從而組成了茂恒商號。

茂恒主要股東是董愛廷、董元廷、金熙一、王少巖四家，各出資本龍元75000元，尚有出資幾千元、幾萬元的中小股東數人。之外，董愛廷、董元廷、金熙一、王少巖各以龍元10萬元，作為存入企業建號初期的資本約80萬折合盧比48萬盾。（包括應付借款）。股東公推金熙一為總經理，王少巖董事長。董愛廷、董元廷因年老居于二線。以騰沖為總號金熙一、董愛廷主持；董元廷駐緬甸瓦城，總攬緬甸業務少巖駐昆明，兼顧川、滇貿易，股東在職的，均有人力股。當整個企業職工，包括資本主在內共有40人。

茂恒建號初期，其業務悉沿春延記、茂延記老路全力開川、滇、緬進出口貿易，即從緬甸購進棉花、棉紗運騰沖、保山下關、昆明銷售；接著在下關辦茶廠一所，生產銷四川的沱茶銷西康、西藏的緊茶、團茶、餅茶；同時由騰沖、保山、鎮康大煙，運四川重慶、宜賓、宜昌、武漢銷售。在四川則全力興辦廠，除在宜賓、筠連、樂山三地自行設廠繅絲外，還在重慶、縣、成都、綿陽、三臺、鹽亭、閬中、射洪、南充、河川、大河壩十個產絲地區設點收購。1937年是茂恒在四川采購黃絲最的一年，數量達七千擔。在四川省采購出口黃絲，除茂恒商外，較大的還有永昌祥、復協和、永茂和、天增公、協豐五家號。為了協調在采購中的產品規格質量，價格數量，從1939年起，茂恒聯合了以上五家組成了“滇緬生絲公司”，辦事處設于重慶茂恒分號內。六家訂立合約，按照一年的出口數量，統一收購，按股撥貨。1940年繼續訂約，但只有茂恒、復協和、永昌祥三家，改組更名為“南洋生絲公司”。

1931年，茂恒商號總經理金熙一，利用中緬通商條約第八條:“中國所出之貨與制造之物除鹽以外，概不收稅”的規定，在香港向墨西哥洋行訂購白銀，由香港交輪船運至越南海防，轉滇越鐵路運昆明，再由馬幫運下關經騰沖，再轉運至緬甸八募，交輪船運曼德里或仰光，售給印度商人；有時也由保山將條銀交馬幫運緬甸臘戍。條銀每條重一千盎司（一盎司等于中國新衡0.567市兩），運至緬甸，除去各項運雜費用，得純利盧比200盾左右，茂恒在一年多的時間里，經營條銀近萬條，獲利甚巨。

1935年時，茂恒的資本已增殖到龍元800萬元，折合盧比480萬盾。

1937年茂恒總經理金熙一率領部份分站負責人王昭明、楊約六、尹仲伊等去緬甸市場進行考察，決定在緬甸棉花生產區繆剎自行設軋花廠，以擴大棉花的收購加工量，同時減少了過去向印度廠商購買棉花的中間利潤。

金熙一在緬甸考察期間，對緬甸棉花的盛產引起了極大興趣，孕育了利用緬甸棉花開辦紡紗廠的思想。1939年他往昆明巡察工作，對茂恒的經營方向，除繼續搞好滇緬進出口貿易外，并提出投資開辦紡紗廠一座的意圖請董事會討論，后決定開辦二萬紗錠紡紗廠一座，并向英國布拉特廠訂購二萬紗錠全套紡紗機，當時合同規定:在抗日戰爭結束后一年交貨。茂恒向英國廠商訂購紗錠的消息，緬甸政府得知后，曾向茂恒商號表示:歡迎該號在仰光建廠，并各方面給予優惠，茂恒商號謝絕了緬甸政府的好意，選定在昆明市建廠。

1939年冬季，茂恒總經理金熙一從昆明巡察完畢，在返回騰沖的旅途中，急病死于蒲縹旅店。

1943年春季，董事會決定王振宇任總經理，王幼熙、董輔成任副總經理。

緬甸、騰沖淪陷時，茂恒商號的物資損失較大，加上堆放保山的物資被炸被搶，戰爭給茂恒商號的損失約占當時資本總額的三分之一，合盧比1000萬盾左右。

緬甸被日本侵占后，茂恒輸緬的進出口業務亦告停止。商業的投資范圍更加縮小。為此，經總號研究決定:將四川存絲就絲廠地址加工成綢銷售；并在樂山購置鹽灶及創辦瓷廠一個；在下關加強茶廠的生產經營。茂恒茶莊生產的沱茶、緊茶，向國民政府注冊使用松鶴商標。此外還開辦了中型規模火柴廠一個，小型規模的粉絲廠一個，同時還開辟了從印度加爾各答經西藏、過云南德欽、麗江、到下關的陸路國際運輸線，將當時國內急需的紗布、西藥運來。

1945年日本投降，英國廠商應按合同規定于1946年付紗廠全套設備。因受戰爭影響，布拉特廠要求延期到1948初陸續交貨，為此，茂恒于1948年在昆明開始建廠，將商業資本的60％，約1800萬盾盧比投入云茂紗廠發展實業。云茂紗廠的股東，除茂恒以其資本的60%參加外，還向社會吸一部份資本。建廠時，全部資本為盧比2000萬盾。董事會推選王少巖為董事長，王昭明為經理，李懷之為廠長。

茂恒商號隨著業務的發展，分支機構，股東職工亦隨之增加。

機構:建立時只有騰沖、保山、下關、昆明、曼德里、臘戍六處；之后，陸續擴充，最多時達到30多處。國內增加龍陵、鎮康、鳳慶、麗江、德欽、西昌、拉薩、重慶、成都、樂山、宜賓、嘉定、昭通、漢口、廣州、上海；國外增加了八募、仰光、香港、哥倫堡、加爾各答等。

股東:從原來的四人增加到四十人。其來源是從在企業工作幾年后的職工中，有一定工作能力，則擇優選拔為高級職員，令其擔負一個分支機構的業務，高級職員享有人力股的分配，在年終結帳時，人力股不提現，即可轉化為資本，并成為股東。1943年后，股東中董輔臣、趙子藩二人退股。

職工:從建立商號時的40人，之后增加到近400人。

管理制度:茂恒商號成立后，其管理形式、方法，仍是舊的一套。

組織形式:成立了董事會，其權力是對整個企業的業務方法進行指導；對各分支機構負責人的任免；對年度結帳后人力股的分配特獎、普獎的提出和決定。1939年前是總經理負責，之后，在董事會下面設立總管理處，具體負責指導企業的整個業務。同時還根據地區情況，按經濟流向劃為幾個大區，如滇西區、昆明區、四川區、國外區。各大區又有負責人，有權掌握本區內各分號的商品經營。

財務方面:從成立至1948年均采用老式帳結扎辦法，每二年結扎一次，每次結扎時間由總號確定。各分號按實際收支，實物盤存和買賣往來、存券、費用開支入出總結造冊，連同帳簿送交總號復核審查，總號組織專人，復查各分號帳務并匯總結冊。1940年后，總號也采用新式帳，但只是將各分號舊式帳冊以新式記帳法重復記載一次，舊的東西沒完全革除，新的東西沒有建立。1942年曾擬定過公司法，組織章程，但都沒有付諸實施，形式上追求洋化，但實際上仍然沿襲舊的管理制度。

由于財務管理上和人事制度的不鍵全，不嚴格，致使上海分號的周團久，香港分號的李明德有隙可乘，分別拿走了幾十萬港元的資金。1948年鑒于業務的龐大，舊式帳已不能適應企業經營管理的需要，總號確定:在騰沖招收商業職工學校高中畢業生18名往昆明，聘請專業會計師訓練半年，然后調往各分站擔任會計。

茂恒商號的利潤分配，從建立至1940年時，資本股占60％，人力股占40；1942年后，作了重大調整，將資本股調整為40％，人力股調升為60%股東參加經營的管理的，按其所擔任職務，每月發給工資和享有人力股；職工在職期間，遵守號規，勤奮上進者，除領取月工資外，每年年終還可分得一定數量的獎金，獎金如不提現，可轉化為資本。抗日戰爭后，物價飛漲，貨幣貶值，茂恒商號發放工資，以盧比或棉紗為折實基數，故職工的收入得到保證。獎金亦比厚，一等的可拿到年工資的二分之一，一般的亦可拿到年工資的三分之一，最少的拿到平均工資的四分之一。故職工愿意為商號兢兢業業工作，以得到老板的賞識提升。

茂恒商號在發展的過程中，也不是一帆風順的。除緬甸、騰沖、龍陵被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時，物資財產遭受巨大損失1943年，國民黨成立“花紗布管制局”，對各商號所存有的棉紗、棉花、布匹，用官價收購，當時所訂的收購價比市場價低50％，再加上棉紗拿走后，不是馬上付款，隔了一段時間才付給，拿到錢時，只能買回拿走的四分之一，使茂恒商號受到近600件棉紗的損失。1949年云茂紗廠已投入生產漢、李彌曾投有股本。國民黨節節失敗，盧漢、李彌要抽走資金，向茂恒逼債退股，無奈只有全部賠清，使當時茂恒的業務受到較大影響。

解放前一年，人民解放軍進入了戰略進攻，茂恒商號通過楊青田同志對云南地下黨在經濟上做過一定的支持。

解放后，茂恒商號的主要負責人王少巖、王幼熙、畢習之等擁護共同綱領，擁護共產黨的各項政策，抗美援朝時，捐獻飛機一架。1956年，茂恒商號被批準為公私合營企業，商號的負責人和職工分別安排到省、市國家單位工作；合營時，昆明的資產總值為幣55000元（云茂紗廠不在內）。